孩子的学习压力太大了，那我们想办法给孩子快乐的童年；孩子的学习生活太枯燥，那我们带着孩子行万里路；都说现在的孩子没有自由，那我们让孩子自己决定每一件事……当我们把孩子是否幸福当做人生头等大事时，我们却真的让孩子们成了一个不快乐的人。——洛利·高特列,身为母亲的一位美国心理治疗师，用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
    
    如果说我大学里确实学到了什么，那就是诗人菲利普·拉金的话确实有道理——“他们害了你，你爸和你妈。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他们的确害了你。”
    
    当时我生下儿子不久，重返学校修读临床心理学。脑中想着孩子，手头却还要准备期末论文。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能干的妈妈和每天孩子回家都捧上牛奶与亲手烘焙饼干的妈妈，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但我们多数人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而在这个区间，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做错。
    
    作为一名妈妈，我很想做对的事情。但什么才是“对”的呢？——过去所有研究都表明：如果不了解孩子，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几十年后，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如果有足够的钞票支付这笔账单），拿着一盒纸巾声泪俱下地回忆着妈妈对他做了什么，爸爸又没做到什么——每周50分钟，有时长达数年。
    
    但眼前的这个案例却把我难住了。这个名叫丽兹的姑娘20多岁，聪慧美貌，有牢靠的友情、亲密的家庭，还有极度空虚的感觉。她之所以来咨询，是因为她“就是不快活”。令人沮丧的是，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对什么不满。她有一对“棒极了”的父母，两个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教育、工作、身体、房子乃至丈夫无一不是很出色，而且家族史上没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病人。那为什么她老是失眠、犹疑不定、怕犯错误、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呢？为什么她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惊人”、觉得“心中总有一个空洞”呢？
    
    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我的沙发上坐满了丽兹这样二三十岁的成年人，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崇拜”父母，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最贴心的朋友”！一句话，这些父母很“体贴”，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们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
    
    直到有一天，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无数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为了今后自己的孩子不至于沦落到心理医生的沙发上，但最终他们的孩子却在诉说他们感觉空虚、迷惑、焦虑。我读博士时，学院里的临床焦点在于缺乏父母体贴如何影响孩子，谁都没有想到问一问，如果父母过度体贴，这些孩子又如何呢？
    
1  当孩子的幸福成为终极目标
    
    “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很棒的一个东西，”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施瓦兹说，“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而现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个目标，避免孩子的不幸福，结果却适得其反。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焦虑或者失望。那么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
    
    在美国，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而且不同门派之间，一直剑拔弩张：亲密育儿派vs严格教导派，儿童中心派vs家长中心派……即便在推崇“别过多拥抱你的孩子”的上世纪2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华生在其著名育儿指南里写道“当你身不由己地想爱抚孩子时，记住母爱是一件危险的工具”），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将孩子培养为有能力的幸福成年人。
    
    当学步儿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刚刚倒地，还没来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抱起孩子，开始安慰。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这些孩子上大学时，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而不会自己找办法解决问题。假如，当孩子被石头绊倒，父母允许她自己恢复一秒钟再去安抚，孩子就学习到“刚才挺吓人的，但我现在没事儿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发生，我能自己摆平。”波恩说，多数情况下，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远弄不懂这一点，他们忙于过早伸出援手。
    
    这让我回忆起儿子四岁时，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我当时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诉他。因为所有育儿书都说，得知亲友的死讯对于孩子来说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说谎的情况下（我们这些明理的、体贴的家长可不能对孩子撒谎啊），我只好给这个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层保护，虽然我也知道这挡不住儿子那折磨人的“为什么”。
    
    最终，我把真相告诉了儿子。他问了很多问题，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相反，通过告知他这件事，我传达了一个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而我会在一旁帮助他渡过难关。如果不告诉他，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我觉得他处理不了难受。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隐含的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
    
    哈佛大学讲师、儿童心理学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就无法发展“心理上的免疫力”。“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他解释说，“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应对进攻。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失败和挣扎。我认识这样的父母：一旦孩子没有入选棒球队或者在全校演出里获得角色，他们就给学校打电话。如果孩子说他不喜欢一起乘车上学的另一个孩子，父母不是让孩子学会如何容忍他人，而是亲自开车送孩子上学。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没有体验过任何困苦。所谓文明，就是学会适应不够完美的情况，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为孩子铺平道路。”
    
    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莫格尔，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书后，成为美国多所学校的顾问。她告诉我，过去几年间，大学招生部主任们汇报，现在“茶杯”式新生越来越多——他们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父母出于好意，在其整个童年期替他们消化掉了所有的忧虑，”莫格尔评论说，“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
    
2  父母应该每天为孩子未来的离开做准备
    
    每年开学时，父母们赖在校园里不走，大学管理者不得不动用各种招数进行“驱赶”。芝加哥大学在开学典礼结尾时加了一曲风笛演奏——第一曲带领新生到下一个活动场合，第二曲意在把家长从孩子身边赶开。佛蒙特大学聘用了“家长驱逐员”，专门负责把紧跟不放的家长挡在门外。很多学校还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长接待院长”，专门对付难缠的成年人。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那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拒绝长大，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绝分离和个体化，而在于父母阻挠他们这样做。
    
    这也许就是丽兹那样的病人最终会出现在心理医生面前的原因。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夫·布卢姆说，“一个孩子应该体验正常的焦虑，才会有适应性。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更加独立，就应该每天为他们将来的离开做好准备。”
    
    布卢姆相信，我们很多人根本舍不得孩子离开，因为我们依赖他们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布卢姆解释道。
    
    去年十月，在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妈妈瑞内·巴彻描述了送女儿去美国东北部上大学后她的空虚感。巴彻本来想从其他身为人母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没想到人家正忙着给孩子的大学宿舍买冰箱，或者冲回家帮助中学生孩子关电脑。于是巴彻也不时去女儿宿舍，找各种借口挑剔女儿的寓友，以帮忙搬家为由待上很久。
    
    巴彻这样的妈妈并不罕见。“被爱和被时时监控之间是有区别的，”丹·肯德隆说。他承认甚至连他自己都在纠结。“我马上就变成空巢家长了，有时我都想把孩子的大学申请表给烧了，这样我就有人陪伴了。我们的社区比以前小了——我们成年后几乎与世隔绝，更多的人离婚——我们真心想与孩子相处更多时光。我们渴望甚至有赖于他们把我们当成知己，而不是仅仅要他们感念我们。当孩子为小事求我们帮忙时，我们不但不生气，反而鼓励他们这样做。”
    
    繁忙的工作加剧了这种现象。“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处20分钟”，肯德隆问，“你是想因为他没收拾好房间而跟他拌嘴、让他生气呢，还是一起玩个游戏？我们不再给孩子立规矩，因为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时刻喜欢我们”。
    
    肯德隆还观察到，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并且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过程中，无私（让孩子幸福）与自私（让我们自己高兴）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们希望孩子过着我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个幸福的银行家，幸福的外科医生，”巴里·施瓦兹说，尽管那些职业“不一定让人幸福”。至少对于一部分父母来说，如果孩子在沃尔玛当收银员，他们不会那么高兴，哪怕孩子脸上每天都挂着笑容。“他们高兴，但我们不高兴。”施瓦兹说，“尽管我们说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幸福，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们获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该终于何处，孩子的幸福该始于何处，我们并不清楚。”
    
3  培养自信却培养出了不自信
    
    如果孩子参加活动，仅因“努力尝试”就得到奖励贴纸，那他永远都得不到关于自己的负面评价，所有失败都被粉饰成“努力尝试”。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学和大学里，孩子的自我评价指数日益上升。但健康的自信很快变成有害的自我膨胀，和自恋症如出一辙的自我中心和不劳而获感。事实上，大学生的自恋指数上升速度跟自我评价保持一致。
    
    几个月前，我打电话给圣迭戈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自恋流行病》作者之一珍·图文齐。她说，很多病人声称自己有非常幸福的童年，但成年后对生活不满，这一点都不奇怪。当父母为了增强孩子的自信而总说孩子“干得好！”——不仅仅是孩子第一次学会穿鞋，而是每天早上穿鞋时——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很特别。
    
    与此同时，焦虑和沮丧人群比例也在上升。“自恋者年轻时会很快乐，因为他们是宇宙的中心，”图文齐解释说，“父母就像仆人，开车带他们参加各种活动，满足他们每一个愿望，不断地告诉孩子，他们是多么特别，多么有才华。这给孩子一种错觉，与其他人相比，他们太出色。他们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是比所有人感觉都好。”
    
    步入成年后，这成为一个大问题。“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会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图文齐说，“他们不会团队合作，不知如何面对规则。他们不喜欢上司说他们的工作需要改进。如果没有得到不断的夸奖，他们就会丧失安全感。他们成长于这样一种文化中：凡参与者皆获奖杯。当你参加真正的比赛或工作，会发现这很可笑，没有意义。谁会看一场没有赢家和输家的NBA比赛？当某些人工作成效卓绝时，难道所有人都应该同薪同酬吗？他们是生活在泡泡里的孩子，离开泡泡来到现实世界，就感到迷惑和无助。那些问题总是被他人解决的孩子相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上个月，我和一名原先在首府华盛顿做少年足球教练的投资家通话。他告诉我，少年足球队的一条规则是：不计比分。他当时感觉十分荒唐。他自身的运动员经历弥足珍贵，因为他不得不应对失利。“我想，要是不计比分的话，孩子们都会变成娇气包儿。”
    
    后来他明白了这种规则的意义，因为有些孩子如果输得太惨，会悲痛欲绝。教练说，每次他们输掉比赛，他都必须找到正面的因素，让孩子们扭转沮丧的心情，否则会损伤他们的自我评价。足球季结束时，每个孩子都得到奖杯，“最佳精神奖”赠与那个从不听讲总是说话的淘气包，“最佳进步奖”赠与那个“毫无运动天赋却十分努力”的孩子。即便游手好闲的孩子也得了奖杯，“用什么名堂呢？总不能说‘最守时奖’吧？所以我们干脆取名‘教练奖’。”教练说这是强调团结合作的教育手段，而他成长过程所经历的是做一名富于竞争性的运动员，“把我们这一代培养的比较自私、只顾自己。”
    
    我问温迪，这种温柔的教育手段是否会让孩子不那么自我中心？她说恰恰相反：父母保护孩子不接受准确评价，反而让孩子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特殊待遇。“一位小学校长告诉我，一名家长要求老师不要用红笔判作业，因为她认为，孩子看到满篇红字会难过的。这就是以保护孩子自我评价为名义的自大自满自私自利。”
    
4  选择的自由与安全感
    
    当我们给孩子提供无数选择时，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他们有资格过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心理学家丹·肯德隆所言：“当他们感觉一点不爽，就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摆在面前。”莫格尔说得更坦率：父母用丰富的选择造就了焦虑而又有优越感的孩子，她称之为“残废的皇族”。
    
    和许多父母一样，我一直以为给孩子多种选择可以培养他们的力量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有控制力。但施瓦兹的研究表明，太多选择可能会使人更加沮丧，更加失去控制。
    
    自我评价无法预示一个人将来会感到多满足，特别是当自我评价来自宽容和不断表扬，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成就。研究表明，能预示一个人将来是否充实和成功的，是坚持不懈、灵活适应和接受现实考验的能力，具备了这些品性，才能顺利过日子。
    
    但现在，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这些品性。幼儿园老师珍妮对此深有感受，比如，一位母亲送孩子来上学，她的孩子先拿到卡车，但另一个孩子把它抢走了。两人争吵了一会儿，那个孩子拿了一辆旧卡车扔给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胜无望，就接受了这种安排。
    
    孩子没事，但妈妈不干了，说“这不公平”。“你看，孩子本来没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适应性，但她破坏了这一切。我们的确教孩子不要抢玩具，但孩子需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再例如，如果有那么两个孩子在淘气——骂人、爬桌子、扔沙子——她直觉的反应就是喊一句“嘿！你们不许这样！”但如果她真这么说，她就会被炒鱿鱼。她必须去和孩子们谈心，找出他们当时的感受，并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方式表达这种感受，而不必骂人或扔沙子。
    
    “我们如此关注在训育孩子时使用正确的语言，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到底为什么教训孩子！”她说。“等我们把一切都‘谈妥’时，孩子们早就不想玩儿了。但5分钟之后又会故技重演，因为他们闯过了一关。‘不许做’很管用，因为孩子们知道这么做不对，信息准确而清晰。”
    
    另外一位从教17年的幼儿园老师兼母亲则说，这些年来，父母越来越多地阻碍孩子的发展。很多父母，自以为设立了规则，事实上却摇摆不定。当孩子缠着要买冰淇淋，家长先说不行，今天不买，星期五买。孩子纠缠、谈判，家长可能认为谈判意味着“尊重孩子的意见”，于是说“好吧，今天买，但明天不许要！”“每年都有家长找到我，问‘为什么孩子不听我的话？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绝？’我会说，‘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绝，是因为你们从来不拒绝。’”
    
    在一项研究中，施瓦兹将孩子随机分成两组画画。第一组孩子可以从3支油性笔中选1支，第二组则可以从24支中选1支。当一名不知情的幼儿园绘画老师对作品进行评价时，被列为“最糟”的多是第二组孩子的作品。然后，研究者让孩子选择一支笔作为礼物，孩子选完后，再试着说服他们归还这支笔，换取另一个礼物，结果第二组孩子放弃起来容易得多。施瓦兹认为，这表明选择更少的孩子不仅更专注于绘画，而且更容易坚持他们的选择。
    
    那么，这跟育儿有什么关系？施瓦兹说，它意味着，当选择更少时，孩子更有安全感，更不焦虑。较少的选择帮助他们专注于某事，这正是日后生活所需要的。
    
    “研究显示，专注于某项工作给人更大满足感，那些总是需要很多选择并且有退路的人，常常被甩在后面，”施瓦兹告诉我，“我的意思不是说别让孩子尝试各种兴趣或者活动，而是应该理性地给予他们选择。很多父母告诉孩子，‘你可以做想做的事，可以随时退出，如果不是非常感兴趣，可以去尝试其他。’难怪他们长大后以同样的方式生活。”
    
    父母的焦虑之下潜藏着一种信仰，那就是：如果我们做对了，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还会成为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这是一种误会，养育虽然重要，却不可能完全胜过天性，而且不同的养育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孩子（因此同一屋檐下的手足会有迥异的童年经历）。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但不能教给他们创造力；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回避卑劣同窗、糟糕成绩、各类拒绝、自身局限等等，但最终他们会亲身遭遇这些事情。